|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这场恐怖而又无情的大火一直烧了5天5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实施了这样一场震惊中外的焚城行动？有人下达过放火命令吗？当时的长沙究竟遭受了怎样的灭顶之灾？一个恐怖谣传是否真是引发当年这场大火的原因？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而今亲历“文夕大火”的老人以及市民代表在仪式上用撞钟锤将警世钟连续撞响，以此告诫长沙市民永远不要忘记“文夕大火”这场灾难，其实这个灾难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68年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千年古城长沙毁于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
——红网长沙大火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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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3日。长沙“文夕大火”68周年。
“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
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焚城以火，焚心以火。68年过去，再无人能返回那座延续了千年市景的城池。
这是一个并不寒冷的初冬。在阳光下，在积满灰烬的记忆深出，努力打捞着一个城市曾经的声色，表情，期望体味，铭记那一夜无情火光的灼痛。
我很想知道，长沙，星城，他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究竟是什么模样？
因为要面对无穷尽的未来，我们必须在某些特定的时间返回到一个来处。因为要走上更为宽阔的前路，我们必须从那些漫灭的细节里发现血脉传承的因由。
但愿这座城市，这一切，并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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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文夕大火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长沙能否守住十分缺乏信心。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在11月10日（一说12日）的会议中传达了蒋介石的思想，并组织纵火队伍。当城东南的天心阁放火时，即开始全城放火。
1938年11月12日深夜（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或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是谜）。纵火队员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事故。
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大火造成经济损失10多亿元，约占长沙总值的43%。政府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去职。他们成为了事件的替罪羊。
1938年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日军在当时并未进攻长沙。
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有幸保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还有湘雅医院。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以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唯一一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成为了一片废墟。
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多次组织的大规模会战，均未能阻止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继续沿粤汉铁路南犯，进逼湘北，湖南由抗战的大后方转变为抗日的前线。11月9日日军攻陷岳阳，继向南推进至新墙河北岸，湘北门户洞开。省会长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谣传敌人即将进攻长沙，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在此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军政人员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基于对已经沦陷的重要城市未加破坏，资为敌用，实为失策的认识和对确保长沙信心的缺乏，会议期间，蒋介石曾指示张治中等人，如果长沙不保，即实行火烧。11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正式指示张治中对长沙采取焦士政策；稍后，张又接到蒋介石“限一小时到”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对于焚城阻敌的办法，张治中虽曾提出过异议，但以蒋介石的专横，张是不敢不执行的。张治中迭接蒋介石焚城的命令后，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指定省会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负责筹备，省保安处予以协助，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负责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根据当时拟定的焚城计划，放火前，先发布日军轰城的消息，以便于疏散市民，并施放空袭警报，由警备队督促市民出城；放火时，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放火时间视日军进攻长沙的情况而定，由酆悌亲自掌握。按此计划，徐昆迅速将警备第二团以3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分发放火器材，调集大量消防车，灌人汽油，作为放火车，并在主要街道预备大桶的汽油和煤油等易燃物，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或用日文写着对敌宣传标语。
11月12日，即岳阳弃守的第三天，日寇先头部队已抵汩罗江北。谣言不胫而走，或说敌人已到新河（距长沙仅10多里），或说敌艇已距省河不远等等。逃难的人流有如成群结队的蚂蚁，把城郊数十里内的稻田踩成无数的小道；被阻于水的，更是狼狈不堪，或忍痛抛箱弃物，或失足落水，葬身鱼腹。
入夜，城里到处关门闭户，街上漆黑一团，偶然从门隙里透出一点点灯光，或传来几声小贩的叫卖，凄凉万状。
深夜，全城戒严，行人绝迹，只有三五成群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提油桶，或提着小火炉，或拿着其他放火器材，紧张地窜到全市街头巷尾，准备执行放火任务。正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急时刻，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紧接着天心阁和一些地方也起火了。预先守候在各处的放火队员一见天心阁的火光，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热浪灼人，爆声阵阵，美丽的长沙古城顿成一片火海。
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
这场恐怖而又无情的大火一直延烧了两天两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据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
长沙大火前，周恩来、叶剑英正在长沙。大火当夜，他们率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14日，他们立即赴南岳，就大火的善后问题与蒋介石交涉。面对各方的责难，蒋介石连夜从南岳赶至长沙处理善后，迫于长沙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3点善后办法：(1)拨款50万元救济灾民；(2)调集5000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搭盖窝棚，安置灾民；(3)严惩放火首犯。几天后，蒋介石下令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省会警察局长）3人死刑；绘张治中以“革职留任”的处分，仍继续负责火灾的善后。17日，周恩来最先赶到长沙，领导善后工作。22日，省府也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郭沫若等在回到长沙后，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了“善后工作突击队”，开展善后救灾工作。整个善后工作至11月底完成。
长沙这场中国历史上罕见，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惨绝人寰的大火，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但人们却没有料到还有这么多的同胞会无辜屈死在一群渎职殃民的官僚们所制造的一场大火中！
转载自：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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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殊死抗战，捷报频传，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当时执掌国计民生给予之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呢？当然也是积极抗日。可由于其自身的腐败无能，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画虎不成反类犬，丧失了民心，被牢牢的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其基于焦土抗战政策燃放的一把长沙大火便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点左右，由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几乎同一时候，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12日下午，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谣言四起，或说平江、汨罗均为敌人占领，浏阳已出现敌人骑兵，人心惶惶。
11月12日晚上22点，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城刚刚结束了一场肩负着鼓舞士气使命的庆祝活动，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这天上午，湖南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纪念大会，晚上原本预备进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因为战事紧张，最后只由他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社会团体人士约300人参加。
“焚城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当晚22点，引火汽油已经分发到各防火单位班。零时，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了准备位置。蒋委员长正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张治中指的原定计划，也是他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下达的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12日的深夜，更具体地说，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打电话找警察局文局长，要求救火，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可是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麻烦的是消防队走了，谁能控制火势？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许权在打了几个重要电话之后，墙壁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候看见的，是全城火光冲天。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有郭沫若。由于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这场大火又被称为“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的一个细节，是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长沙城的大火还在继续，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但奇怪的是，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于是12日的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文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11月12日的大火之后，长沙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已经烧尽，车子走走停停，不得不经常下去清理废乱的电线和倒地的电线杆。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米厂，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长沙大火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城市居民，当他们劫后余生返回市区时，绝大部分人早已无家可归。灾民们纷纷从火场中觅取烧焦了的树条木板、残砖破瓦及芦苇、竹篾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以为栖身之地。1938年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等。
当流离的人们逐渐回到这片焦土之中，并准备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时候，灾难并未停止。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41年9月、1944年6月，两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被炸街道区域极为广泛，计有文昌阁、清泰街、湘春街、北大马路、火车北站、福寿桥、六堆子、又一村、油铺街、荷花池、学宫街、兴汉门、西湖路、小吴门、半湘街、小西门河街、坡子街、藩后街、浏正街等120余条街巷。致使早已断壁残垣、满目焦土的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城市面貌无复旧观。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元106546700元。”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悲剧更不容重演，无论是在什么时代。血的代价和教训，将永远警示人们
转载自：红网论坛
我的亲历:“文夕大火”长沙城变成火海
1938年我刚读小学二年级，10月份日寇占领武汉，一个月后攻陷岳阳，集结重兵进攻长沙。我们全家人去了离长沙60余公里的宁乡边街子躲避战乱。11月12日深夜边街子人声喧闹沸腾：“长沙起了大火，日本鬼子快打来了……”我和父母亲、哥哥一道怀着极其紧张的心情，急急往镇对面的一座高山跑去，只见长沙方向火光冲天，目光所及犹如白昼，直至天明仍未熄灭。
稍后的许多天，边街子这条并不出名的小道，从长沙和宁乡县城涌来的人群络绎不绝，扶老携幼，肩挑手提，扛箱抬柜，牛车土车，丧魂落魄地向湘潭、湘乡方向奔逃。
过了七八天，我们既未听到枪炮声，也没听到日寇占领长沙的消息。据从长沙来的一位难友告知，日军只是越过了岳阳的新墙河，在古培塘、汨罗、湘阴一带抢猪、抢粮、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并未攻入长沙，是张治中（湖南省主席）接到蒋介石要火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命令后，于当日夜晚组织士兵，成立数十支放火队，手提煤油火把，在长沙各处放火所致。其时，长沙一片火海，哭喊求救声不绝于耳，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两夜。难友还说，现在长沙变成了一座“死城”，白日无光，夜晚无灯，只有数不尽的巡逻士兵、警察，还有一些冒死寻找老家遗址的人。
我们全家忐忑不安，无时无刻不惦念自己的家。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父母便带着哥哥和我，背了些大米蔬菜，连夜赶回长沙。走了一个通晚，大约是11月20日的上午，我们到达了湾镇渡口。母亲逢人就问，我们家所在的北门烧掉了多少房子？有没有烧掉的？多数人无言以答，只有刚从划子上下来的一对老年夫妻，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们：“惨啊！惨啊！北门除了几栋教堂和那栋高墙大屋（指北福记油盐行），剩下的是一片焦土，和不少从地洞墙缝里钻出来寻食的老鼠。”父母亲一听便嚎啕大哭，瘫倒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和哥哥只好擦着眼泪，扶起他们。划子有20多只，过往的人，过了小河又要过大河，等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才到达大西门码头。
我们快步上岸，举目四望，只见断壁残垣，荒凉凄惨。焦糊气息恶臭扑鼻。稍远的长沙文艺场标准钟楼、国货陈列馆（今中山百货大楼）仍留着岸然屹立的外壳，其余铺屋住宅荡然无存，昔日繁华毁于旦夕，不可复见。
我们沿清泰街，直奔北门外湘春街吊桥故居。我家那占地100余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一个美好欢乐的家，也已化为灰烬，怎能不使人留恋痛惜呢！好在我母亲是位多经艰难、胸怀宽阔的人，她抑制无尽的悲伤，紧紧抱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安慰我们：“只要人还在，房子会要盖起来的。”晚上，我们和先期回来的邻居互致慰问，赠衣送物，大家一起住进了天主教堂。
第二天一早，我和哥哥沿着小时不知走过多少次的麻石路和铺有柏油的环城路，经兴汉门、经武门、浏城桥至天心阁，沿途所见都是一片凄凉，惨不忍睹。记起前几个月的端午节，我们一家人还在天心阁上的一家餐馆里说说笑笑，吃粽子和甜品。如今天心阁城楼和餐馆都已烧毁，只有一些士兵和工人模样的人在那里搬树架棚，清理残存物品。
一场大火使全城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伤痛哀号声四处可闻。浏城桥畔的一家王姓人家，两位70余岁的老人因病未及逃离，被大火活活烧死，4个儿女跪在父母尸骨旁嚎啕痛哭……。
长沙是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在明德中学读初中时，才从报刊和有关资料中得知长沙“文夕大火”较为详细的情况，死伤人数达3000多人，有80％的房屋被烧毁。救灾善后做得较好，是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党派的强烈谴责，积极主持参与赈灾，才使十余万长沙灾民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长沙浩劫后的重建工作极其繁重艰巨。1939年至1949年间，多是利用烧毁房屋的树木、砖瓦木条、篾席芦苇搭建铺屋住房，整个城市面貌稍有改观。
转载自：红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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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城之灾
在湖南省境内的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的黄土仑村，有三座鲜为人知的坟墓。坟墓上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6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他们的后人来这里祭奠，但是这里埋着的却是当年湖南省长沙市国民政府的军警要人，他们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鄷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1938年11月20日，这三人被当时国民政府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而他们被认定的罪行就是与那起抗战初期发生在长沙、震惊世界的大火案有关。
1938年，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的11月12日，湖南省会长沙，就像当时身为市长的席楚霖在回忆录里所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自从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后，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就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的陷落，地处华中的湖南省会长沙从原本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抗战第一线。1938年10月25日，中日激战了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军民付出了40多万人的巨大伤亡，武汉被日军占领。在此之前的四天，也就是10月21日，华南的日军又从大亚湾登陆，侵占了广州。此时，位于武汉和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了日军南北夹击的前沿阵地，战争的阴云顿时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弥漫开来。然而除了战争的临近带给长沙的恐怖之外，一场让所有长沙人都始料未及的大灾难也突然从天而降。
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也是在那场大灾难中劫后余生的老一代长沙人所经历的噩梦般的日子。这一天的深夜时分，长沙进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自从10月25日武汉被日军占领以来，整个长沙就变成了一座惊恐的城市。白天，国民政府的各大机关和当地老百姓慌慌忙忙地进行转移和撤离，只有到了夜晚，这座惊恐的城市才能稍微地安静下来。可是11月12日这一天的夜晚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平静地渡过。13日凌晨两点，长沙南门方向突然燃起大火，紧接着，整个长沙城都开始四处起火，几百条火头同时窜向空中，冲天的火焰顿时吞没了一切，顷刻间，长沙变成了一片火海。
当时的长沙市长席楚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
当时住在长沙小喻家巷老3号的一位60多岁的向奶奶，大火发生时从睡梦中惊醒，由于门窗已被大火封死，被逼无奈之下，她只好跳进一个大水缸里躲避，结果熊熊烈火把水缸中的冷水煮得沸腾，当大火结束后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她时，老人已被活活地煮死了。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位于市区药王街的一个伤兵收容所里，十多名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正在这里疗伤，深夜中醒来后突然发现身处火海，在大火的逼迫下他们钻进了一口废弃的水井，结果一堵高墙倒下，砸在了枯井之上，枯井成了他们的集体坟墓。可怜这些军人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弹之下，却在这场大火中成了冤魂。
这一晚，最后一趟开往衡阳的火车还停留在车站，忙着疏散和转移的老百姓将火车堵得水泄不通，站内站外黑压压挤满了近一万人，当严重超载的火车开出车站，徐徐南行，经过一处名叫浏城桥的地方时，一股巨大的火焰横扫而至，车上许多人被抛了下来，火车开出长沙十几公里后，人们回望长沙方向时，天际间一片火光。
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整个长沙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海、火海，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命。几十年之后，那些在大火中劫后余生的长沙老人们，仍然对那个夜晚的逃生经过还历历在目。
然而那些夺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生的人们，遭遇也一样极为凄惨，宽阔的江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拥挤的人群有的被挤到了江里，有的因为船小超载而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天亮时，人们看到一具具尸体顺江漂流，景象惨不忍睹。
这一晚，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人从武汉撤退下来也停留在长沙，大火燃起时，他们正沉入梦乡，被警卫员邱南章叫醒。
第二天周恩来在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昨夜长沙火起，全城一炬，仓促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
这一晚，同样在长沙的还有郭沫若，他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从清晨开始，他和三厅的工作人员就忙于把行李和档案送离长沙，就在夜里他们准备最后撤离时，大火骤起。郭沫若等人开车跌跌撞撞走了大半夜，才在天亮的时候开到了湘江边上。
在《洪波曲》第15章里，他写道：“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喇叭不断地在叫，车子不断地在撞，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
当年15岁的梁赐龙，在大火发生的几天前跟随母亲转移到了乡下，得以幸免于难。
这场从11月12日深夜，如果更确切一点，从11月13日凌晨两点骤起的全城大火燃烧了五天五夜，由于12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被称为“文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因此历史上就把这次大火称为“长沙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是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火灾，大火过后，留给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是遍地的焦炭瓦砾，断壁残垣和一片鬼哭神嚎的凄凉景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被烧的尸体、粮食和其它东西，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焦臭味，一座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古城，连同它所有的财富在顷刻之间化为了一片灰烬。
长沙是湖南省最大的城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城长沙就已初具雏形，楚国在这里建造城邑，成为它经营南方的重要基地，到了秦朝，秦始皇设立长沙郡，从秦之后，这里就一直成为湖湘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在西汉和五代十国时期，长沙又两为国都。到了近现代，长沙更是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名贤荟萃，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两千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长沙堪称是湖南人民千年缔造的结晶，可是这场燃烧了五天五夜的文夕大火却使它几乎毁灭了。
长沙城区，沿湘江而建，东西窄，南北长。老辈人说：南门到北门，七里三分路。其中小吴门、司门口一带，商铺林立，是当时长沙最繁华热闹的地区，大火中化为一片废墟。中山马路，西起江边，东到小吴门，仅幸存了中山堂、国货陈列馆、何建公馆、曾国藩祠等10多家建筑。坡子街曾是全市银行、钱庄和金银首饰最繁华集中的一条街，然而一夜之间全部焚毁。
解放初期，长沙房地、税务两部门对文夕大火中被毁的房屋进行调查评估，统计得出：全市1100多条街巷，被烧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条，幸存5栋房屋的330多条，幸存一两栋房屋的190条，全市几乎90%的街道都在这场大火中遭到彻底焚毁。
长沙曾有“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一场大火下来，全市250多家米厂、粮行，除剩下12家半外，全部被焚毁，烧掉谷米190多万石。全粮食行业共损失银洋1000万元以上，“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从此黯然失色。
湘绣，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世纪30年代是长沙湘绣的鼎盛时期。全市绣庄多达40多家，年产绣品3万多件以上，大火中所有绣庄连同绣品、画稿无一幸存。湖南第一纺织厂是当时长沙的一个基础产业，大火中厂房、机器、设备、原料全部被毁。
长沙的文化教育事业，一直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然而这场文夕大火，却使创建于明末清初的明德中学、周南中学、省立长沙高等学校等数十所学校，全部烧成废墟。仅私立中小学就有31所被完全焚毁。其中明德中学的乐诚堂，堪称是中西合璧的优秀建筑，是著名科学家周光召之父，即中国近代著名土木工程师周凤九所设计，大火中被烧得千疮百孔。
长沙作为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代名胜古迹众多，但是一场大火过后，所剩无几。
当时古玩店聚集的地区藩城堤一带，大火中全部被毁，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也随同大火化为灰烬。其中最可惜的是长沙有名的江西富商余太华金号，所藏极其珍贵的国宝440颗汉印，之前曾有外国人出高价收购，被他拒绝，却不料想，在大火中连同存放汉印的保险柜一起被熔化成了铜块铁饼。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曾在长沙度过了4个春秋，历经2000多年的贾谊故居，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60年后，贾谊故居才得以正式恢复重建。
明代高大城墙上耸立的天心阁，是古城长沙的象征，也是长沙地势最高的地方，在大火中烧得仅剩下残垣断壁。
西汉长沙王刘发所修筑的定王台，清朝末年被改建为“湖南省立图书馆”。1921年，青年毛泽东曾在这里度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涯。然而这座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名楼，连同它所珍藏的万卷善本古籍，在大火中毁之殆尽。
西文庙坪长沙府学宫，有近千年的历史，殿宇交错，规模宏大，大火中却被烧得只剩下这座“道冠古今”的石坊，如今石坊浮雕上还明显可见当年火烧烟熏的痕迹。
五代时，楚王所敕建的千年古刹开福寺，在大火中虽未被全部焚毁，但两旁的亭台阁榭却被烧的荡然无存。
长沙人祭祀火神的火宫殿，千百年来是长沙民众寻求火神护佑的地方，然而这个供奉火神的地方在文夕之夜也同样没有幸免于被火烧的厄运，大火中仅剩下这座门楼。当时这里还安置了一批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也随同火宫殿一起化为了白骨轻烟。
1938年11月14日，也就是文夕大火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对此作了最早的报道。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是第一个采访大火现场的人，他随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片焦土之长沙》的报道，在报道中，他把长沙城比作了七日的帮贝。
刘尊棋所指的帮贝，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了解的古罗马帝国的庞贝城，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整个庞贝城淹没在火海之中，从此，一个历史名城在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后，长沙也遭遇了与庞贝城相同的命运。
大火过后，当时身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的徐特立，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长沙失去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作用。
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也指出：“长沙近30年来，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然而这场文夕大火究竟烧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大火十几天后，湖南省政府行署宣传处发布消息，宣称死于大火者为3000多人，但由于当时战争时期的混乱局面，再加上从沦陷区逃难的外地民众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以及在大火中被焚烧彻底，无处寻找的尸体，许多人都认为死于大火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但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
大火过后的几天，一些当晚逃出火窟的老百姓陆续回到了长沙，然而街道上的麻石路面还仍然烫得无法落脚。
此时的长沙犹如一座死城，白日无光，夜晚无灯，到处是焦土瓦砾，到处是断壁残垣，大火使全城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
然而这场蔓延全城的巨大火灾到底是因何而发，它究竟是一场天灾？还是一次人祸呢？从整个起火的形势来看，南门方向刚有火起，全城四处就有几百条火头同时窜起，这显然是一次人为的纵火行为，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敢实施这样一次震惊世界的纵火行动呢？那个火起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目睹了大火之夜的老一辈长沙人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黎鼎文：“看到很多军人，拿着手枪，驳壳（枪）朝着汽油桶，那要起码隔一两百米呢，打枪，一打汽油桶就着火，按照它倾斜的方向，对屋里冲，冲得那屋子，屋顶都冲掉了，高处像落雨一样的，那都是汽油，所以好危险的。”
军人放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身穿军服的纵火者，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呢？如果是的话，他们又是接受了谁的命令，出于什么目的要火烧长沙城，制造这场空前的大灾难呢？
第二集 焦土抗战
1938年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的何健公馆内，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有冯玉祥、唐生智、何应钦和陈诚等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长沙面临日军入侵时的弃守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这座近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焦土抗战的政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38年10月25日，蒋介石撤离武汉，来到湖南南岳。在此之前的四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在武汉展开了大规模会战，双方共出动兵力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从六月一直激战到十月，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撤退，25日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又侵占了广州。此时，日军兵分两路，从武汉和广州南北夹击，想以最快的速度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来实现它“五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而长沙正是这条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长沙是坚守还是放弃，成为举国关注的大问题。
武汉沦陷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论调尘嚣甚起，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企图使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一时间，国民党内部笼罩着一股强烈的失败、恐惧和绝望的情绪。一些国民党内的主战高级将领，担心蒋介石面对挫折，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动摇抗日的决心，为此，冯玉祥将军还专程从桂林赶到湖南，面见蒋介石。他给蒋介石讲了一个三国时期，曹操带着83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想吃掉东吴孙权，而孙权的谋士鲁肃，劝他不能投降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冯玉祥这句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的话，在蒋介石心里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才最清楚。而对于长沙，这座位于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他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日军的进攻呢？
在德国大使外交斡旋，使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失败之后，日军继续南侵，向湖南进逼。此时的蒋介石已在南岳建立了全国抗战总指挥部。他打算：“以湖南衡阳为中心，组织湘北与赣北的抵抗，而长沙一旦失守，就立即放弃并焚毁，对长沙实行“焦土抗战”政策，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保卫黔、滇、川西南基地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心里，长沙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从此长沙和“焦土抗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战争，对“焦土抗战”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随着国家形势的日趋严重，李宗仁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焦土抗战”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使用“焦土抗战”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俄国人为抗击侵略而火烧莫斯科的故事了。
当年，拿破仑面对莫斯科的大火，感慨地说道：“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壮丽、最恐怖的光景。我们是最好的演员，莫斯科是最好的舞台，可惜没有观众。”一个月过后，法军自动撤出莫斯科。
这段历史曾经多次被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加以引用，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在南岳和长沙等地多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一再强调“焦土抗战”的政策。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何健公馆，蒋介石又召开了一次会议。
就这样，长沙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新墙河，这条距离长沙100多公里的天然屏障，能否抵挡得住日军进攻的脚步呢？
就在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长沙一旦不守，就对其实行“焦土政策”的时候，整个长沙的机关团体和市民疏散工作也已经展开。湖南省政府迁往湘西沅陵，长沙市政府迁往湘中邵阳，市民则自找疏散地，或去郊区，或去云贵川等地，省主席张治中及部分必要人员留守长沙，准备在日寇入侵长沙时撤走，与野战部队共进退。
就在这段时间，战火也已迅速烧到湖南。11月8日，日军入侵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临湘陷落，日军继续南侵，战势越来越紧张。11月10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紧急会议，开始传达蒋介石准备焚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指示，身为长沙市长的席楚霖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内容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会议结束后，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又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并开始策划焚毁长沙的行动。
在这之后，长沙的疏散加速进行开来。公路上，各种军用民用汽车、马车、人力车络绎不绝，码头上、火车站到处挤满了人。与此同时，焚毁长沙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进行着，当晚，长沙警备司令部便开始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和汽油煤油，并在各交通要道拦劫车辆，作为最后撤离的工具。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日军又占领了岳阳，岳阳是长沙的门户，距离长沙150公里，它的陷落更使得长沙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一些“日军已杀到长沙边上” 的谣言也开始在城内传播开来，那些还未疏散的市民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四乡。除此之外，大批警察也开始弃守岗位，成批地逃亡。这让当时的警察局长文重孚头痛不已。
11月12日，长沙这座惊恐的城市显得更加紧张起来。上午9点，从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与此同时，张治中也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如下：“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电报刚刚到达，紧接着，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的电话，告知他“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几个小时之后，鄷悌等人就将焚城计划拟好了，计划的全称叫做《破坏长沙计划大纲》，具体负责计划起草的是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
在这十三条当中，其中关于起火的有这样关键的三条，即：
第三条 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五条 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称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 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除此之外，在其它的几条中，还明确规定了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秩序、人员行动的纪律等问题。
《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拟定了十三条，其中有三条与起火有关，当计划交给省保安处长徐权审阅时，他作了两处改动，将原计划中规定放火单位的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改为了警备第二团和社训总队，还将纵火部队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改为了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当鄷悌指出“如果以班为单位”不好控制时，徐权却以“部队不在郊外，在市区”为理由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他的这两处改动，却有可能为长沙文夕大火的骤然发生埋下了祸根。
12日晚上6点，鄷悌、徐权等人将修改好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送到了张治中的办公室，张治中批准了该计划，并在上面批示了13个字，即：“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决定鄷悌为焚城行动的总指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举火行动的正指挥，市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任务交待完之后，张治中就离开了，他要在今晚宴请长沙的英美教会领袖，而其他人则开始为接受检阅忙碌起来。
鄷悌离开张治中处回到警备司令部后，便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开会，在会上鄷悌传达了张治中关于明晨4点准备完毕，接受检阅的指示，并强调现在是准备阶段，不是正式行动，会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还着重讲了防止意外失火的问题。可是检阅前这几个小时的准备阶段还是出现了差错。
晚上10点，长沙---这座惊恐的城市还刚刚结束了一场庆祝活动，因为11月12日这一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原本打算在这晚举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由于战事的紧张，最后只得由当时的长沙市长席楚霖率领300人参加。当游行结束之后，席楚霖开始发现了这个晚上的异常。
此时席楚霖的心中更加紧张起来，当他找到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询问王伟能，张治中安排的找800个民工为军政处搬家的事办妥了没有时，王伟能告诉他的一番话，让他更是惊恐不已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为何却被王伟能说成是指挥放火呢？这让席楚霖很是疑惑。
这些三五成群拿着火把，手提汽油桶的士兵正是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的军人，他们在当晚10点领到了放火燃料后，11点半，按照命令到达了指定位置。此时的长沙遍布了这样100多个放火小分队，他们开始在市区内许多房子的外墙上画上焚烧记号，做着检阅前的准备工作，可是让人不解的是，竟有部分放火队员开始将汽油、煤油淋在了市民房屋的门板、窗户及外墙上。这样一个极易随时引发火灾的举动，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还是放火队员误以为领到燃料后，就应该马上淋上去呢？现在人们已经不得而知。而且为了将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徐昆等人还将长沙市内所有的救火车也都灌上了汽油，救火车变成了放火车。此时的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汽油库，火灾随时都会发生。而与此同时，市内的谣言也蜂拥而起，纷纷议论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三公里处的新河，整个城市一片恐慌。
11月12日，在这个深秋的夜晚，长沙真得就如席楚霖所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巨大的火患、恐怖的谣言，将它笼罩。13日凌晨两点，南门方向突然起火，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相继窜向空中，长沙这个巨大的汽油库被点燃了，在这个失控的夜晚，这座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
然而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又是如何骤变成一场惊世大火的呢？这中间的演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三集 火变之夜
在湖南省的版图中，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120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这两个地方相距100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1938年11月12日的深夜，也许就因为这一字之差，长沙遭受了灭顶之灾……
1938年11月12日午夜，长沙全城戒严，按照省主席张治中的指示，他要在13日凌晨4点检阅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做的预习准备。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100多个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在等待中，市内传播的“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让他们惊恐不安，埋怨政府没有安置他们的家属，担心会遭到与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命运。
在恐慌中焦灼地等待，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现在人们不得而知。可是长沙却没有在这种等待中安然渡过。在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的时候，，南门方向突起大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火起，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窜向空中，大火开始在全城蔓延，长沙成为一片火海……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却变成了正式的焚城行动，这中间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凌晨两点在南门首先燃起的大火，显然是导致全城大火的首要原因，可是按照许权所起草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举火要有四重步骤：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听警报，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而南门并不是发布点火信号的地方，为何会导致焚城行动的提前呢？那么是不是当晚情况有变，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张治中与鄷悌等人直接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呢？
《长沙市火变一日记》是当时张治中在大火过后记载的实情实况，文中记述了他从11月12日上午9点到13日凌晨四点的日程活动，在起火前的几个小时里，张治中的活动如下：
12日晚11 点，他在从武汉撤到长沙的中央广播电台作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讲话。
13日凌晨1点多，张治中由以前的城南寓所磬园搬到了城东的唐生智公馆。
约凌晨1点至2点之间，他打电话找市长席楚霖，询问搬运军需品的800个民工是否找好，此处与席楚林的回忆吻合。
将近凌晨2点，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来敲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处火起。再过不久，约凌晨3点，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
之后，张治中接到鄷悌的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
从张治中所写的这篇文章以及火后的调查，可以看出张治中在当晚并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那么长沙警备司令鄷悌有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呢？他那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在后来写的《长沙大火纪实》中，可以看到，当晚8点钟，鄷悌在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开会，传达完张治中的指示之后，便回家睡觉去了。
由此可见，鄷悌当晚也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由于起火的南门属于警备二团徐昆所管辖，而徐昆又是举火行动的正指挥，那么会不会是他下的命令呢？由于在大火发生几天后，徐昆即被逮捕，执行了枪决，所以他是否直接下令放火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副处长史说后来所写的一篇回忆《长沙大火见闻录》中，似乎可以把对徐昆的怀疑排除在外。
在这篇回忆中，史说写了这样一段话：“睡下去不到一小时，我的勤务兵惊慌地推醒了我，说省府东北西三面都起火了，我急忙起来，办公室里电灯还冷清清地亮着，摇电话给徐权和张治中都摇不通，总机报告通往外面的电话线都断了。我弄得莫名其妙，难道日本兵来得这样快？起身坐上我的小汽车，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将出大门，碰到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骑了一匹马到省府来，他看到我的车子，下马扳住车门，问我，‘徐处长呢？’我说，‘我正要找他，外面怎么回事？’他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样烧起来了。’
从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徐昆对于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也是相当意外，由此可见，徐昆当晚应该也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既然这几个焚城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都没有直接下令放火，那么这南门的第一把火究竟是如何燃起的呢？
文夕大火发生后，人们对于大火的起因一直众说纷纭，不过那个“日寇已杀到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关键原因。
当时，日军实际上还远在长沙以北120多公里的新墙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已调集兵力，决定与日军在此决一死战。而长沙近郊的新河则距离长沙3公里，两个地方的名字仅仅只有一字之差。那么日寇明明是在新墙河，却又是怎么被误听为新河的呢？现在流传于世的说法，大致有四、五种版本：
在那个被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夜晚，这个谣言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当南门方向刚起火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便判断是“失慎”，也就是意外失火，当他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时，文重孚竟说：“警察局都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火起，许权判断是放火，但是此时救火已经不可能了。就这样，一次焚城前的预习检阅变成了一次正式行动。
那么南门的第一把火又是如何意外发生的呢？从当时长沙已经成为一个汽油库这个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火灾。
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究竟是不是引起第一把火起的直接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在大火发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
文中说道：“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文在经过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张治中的修改后发表，之后所有的官方文告对长沙文夕大火的说明都如出一辙。
其实不管是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还是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长沙文夕大火的发生都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突变。但是，由于恐慌，警察擅离岗位，湖南军政当局因为疏忽造成指挥失控，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对于这一事件的主要起因，后来张治中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道：“要研究造成这一个“意外的突变”的各种因素，很明白的，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致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而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当时负责的干部，抑是冲动的士兵，他们没有丝毫觉察，甚至当时他们会想，他们是完成一件“壮举”了，而明天就可以让日本人来占领一座焦土的空城！”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湖南籍知名人士，辛亥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人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底查清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英美驻华使馆接到湖南英美侨民的报告后，立即向中国当局严加责问，在长沙的外国侨民20多人还联名致函，要求处分张治中。
而一向专唱低调的汪精卫，此时却幸灾乐祸起来，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还以批评焦土抗战为名，大肆攻击蒋介石的抗战方针。针对汪精卫的言论，在延安领导敌后抗日的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要警惕有些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欣喜若狂。大火之后，日军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充满了奚落与挖苦。
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到11月12日已经疏散90%，可是如今长沙全城焚毁殆尽，于是，社会各界要求严惩纵火责任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8年11月13日，也就是文夕大火发生的当天，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给蒋介石拍了一个急电，电报内容如下：“长沙大火，并非军事失利，而是地方长官轻信谣言，铸成大错。事关民心重大，至恳委座亲临处理。”
11月16日，蒋介石抵达长沙。
蒋介石一到长沙，就将张治中、鄷悌痛斥了一顿。接着，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到市区视察。沿途所经之处，无不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焦土一片。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视察完之后回到寓所，立即就叫人将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收押在了容园。之后，蒋介石下令军法分监立即组织会审，审办大火事件。
11月18日上午7点，张耀宸等三位军法官对鄷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进行预审。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两人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鄷悌则供认，大火的起因是由于他在布置工作时的疏忽所引起，愿受国法最严厉的处分。
第二天，军委会又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蒋介石指定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担任，副审判长由蒋锄欧担任。
经过一天的审讯，钱大钧、蒋锄欧等人维持了初审的结果，仍然判处鄷悌20年徒刑，文重孚10年、徐昆5年徒刑。之后，便将终审的判决书呈送蒋介石。
得到蒋介石的批示后，张耀宸等人重新拟定了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渎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当判决书再呈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批示：文官叫渎职，武官叫辱职，就亲笔将渎职殃民，改为了辱职殃民。之后，军法官们连夜又重新拟了“辱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案仅仅在两天之内就匆匆审理结束了。
文夕大火结案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对大火相关责任人的全部处理结果，结果如下：
一、 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二、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三、 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
四、 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
五、 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1月20日早晨，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被压赴刑场，今日长沙繁华的侯家塘就是当年执行枪决的地方，那时这里是一片丛山野岭，在赴刑场的路上，鄷悌低头垂泪，一言不发，文重孚、徐昆则高声谩骂，直到临刑前尚未绝口。如今这三人被分别埋葬在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桃江县黄土仑村和新宁县的庄姜村，现在坟墓上已经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6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他们的后人来这里祭奠。
第四集 浴火重生
1938年11月17日，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的第5天，周恩来在长沙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所属人员做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一定要向受灾人民讲清楚，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
1938年11月20日，长沙文夕大火案审理结束，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张治中等人革职处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火案在两天之内便匆匆结案了。
案件审理结束后，社会上流传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 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
此时的张治中已经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11月20日，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省主席引罪自谴》布告，在布告里，他除了对起火的原因，即军警误信流言，惊慌失措以及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以致引发大火，作了与其它官方文告相同的说明外，还特别表述了自己的内疚之情，他说道：“目击灾民荡析流离，深痛用人失察，遭此巨灾，神明内疚，罪戾实深！”
1938年11月16日，在文夕大火发生的第4天，周恩来与政治部三厅的部分人员返回长沙，开始组织领导救灾工作。实际上，11月13日凌晨，大火发生的当晚，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逃出火海，来到湘潭后，在当天下午，他们就曾经返回长沙附近，但是大火熊熊，根本无法进城。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返回长沙，约同张治中、陈诚、席楚霖等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同时，他还发出电报，命令已经抵达衡阳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四支演出队和一支抗日宣传队共计123人也即刻返回，与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司令部共同办理大火救济安抚工作。
在文夕大火惨案发生的危难之时，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面前，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表现出了精诚合作、积极善后的态度。
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及社会各界人士近60人组成的班子，主要领导火后救济工作。主任委员由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共党员田汉及原长沙市市长席楚霖担任。
救济委员会成立之后，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在长沙市及周边县城，救济委员会设立了10多处收容所，用来安置和疏散难民。与此同时，市区清除街道和恢复市场与交通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曾经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当时身为长沙青年会总干事的张以藩以及他的爱人朱铁蓉夫妇也参加了当年的救灾工作。在救灾期间，他们借住在一个外国朋友家里，在那里，他们又认识了一位美国人，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些有关长沙文夕大火珍贵的照片就出自于这位美国朋友之手。
这个为现在留下了许多珍贵历史镜头的美国人中文名叫沙一二，后来改名叫了肖约，他所拍摄的这张几万人聚集的照片反映的就是12月9日，在长沙教育会坪给难民发放救济款的情景，当时国民政府为每位灾民发放了法币5元的救济金，折合成光洋大概有3到4元左右，可以买大米100斤或者是高级香烟两条。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少。
后来据统计，在整个救灾期间，国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机构，先后发放救济款92万元，救济灾民12万4千人。
11月19日，大火后的长沙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一个市场，其中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紧接着，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前也出现了一列露天摊贩。
11月21日，省邮局开始在市内设立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各种邮件。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成立，邮政业务全面恢复。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北行至汨罗，每日有客货车各一次。
1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北郊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
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12月22日，大火一个月后，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文夕大火过后，长沙成了中日主力部队交战的主战场。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日军三次大举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三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败退，长沙成为抗战时期阻击日军长达五年之久的城市，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正面战场之一。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 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人数达到30万，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对不断丢失城池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时，此次大捷也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首开胜利的记录，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
如今，当年抗击日寇我军所挖的战壕，现在还依稀可辨，那些守卫长沙城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在城郊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军全团仅仅剩下50人生存，最终守住了阵地，战士们的英灵永远留在了这青山苍翠之中。
随着日寇三次进攻长沙的失败，华中的战局相对稳定，大批逃难的长沙人又回到了他们眷恋的乡土。尽管这时的长沙城还是一片断壁残垣，但长沙人民仍以罕见的顽强意志和勇气，重建家园，支援前线，帮助和接济兄弟省市。
当时广西、云南等地涌入了大批难民，人口猛增，粮食紧缺，而长沙在遭受了文夕大火之后，仍然向这些地方支援、运送粮食。大火过后，湖南每年支援前线及兄弟省份的粮食为1000多万石；棉花70多万石，棉布500多万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支援抗战前线的粮食远远超过了5000万石，名列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
此外，在八年抗战中间，全国一共征兵1300多万，其中湖南就有200多万，占征兵总数14%以上，与其它省份相比，湖南输送的兵源是最多的。
在文夕大火发生的30多年后，国际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被定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
现在，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文夕大火的记忆，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变成了一种学术上的争论。那么文夕大火到底有没有起到阻止日军进攻长沙的作用呢？现在说法不一。
翻开当年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到，在1938年11月26日，蒋介石主持了被载入史册的南岳军事会议，除国民党数十位高级将领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张治中等人参加外，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五个，其中重要的两个议题，一是确定了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二就是对长沙文夕大火事件做出检讨。
对于文夕大火，蒋介石作了以下训示，他说：“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事件上可以得明确的教训。”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番检讨还是诚恳的，但是同时他也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政权、集团、个人的事业，而是一项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事业。
1938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完全赞同在必要的地区上，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来打击敌人，即使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的、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
如今，当人们再次回首长沙文夕大火时，人们除谈论它在战略上的对与错，物质上的得与失之外，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2005年11月4日，一座纪念“文夕大火”的警世钟雕塑伫立在了长沙市天心阁公园内，雕塑由两个巨大的断壁残垣造型和一口大钟组成，钟高2.7米，重为2.8吨，距离地面1.4米。雕塑之下是仿古麻石地板，四周围有砖块和砂石，反映了当年被大火烧后的场景。
八天之后，也就是2005年11月12日上午九点，在文夕大火发生的67年后，警世钟发出了第一声宏亮的钟声，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转载自：牛歌网易博客 |
